轻得很。那鬼就说，我抱着嘛。老吴就载着他往前开，开了有那么一段，后面的人就跟消失了一样，不说话，也没有声音。老吴就跟他说话，问他哪儿来的，他说他从裕镇来的。
“哎呀，”司机说到这儿情绪激动，拍了一下喇叭，我震了一下。“从哪儿就该晓得不对劲了，老吴就掉钱眼里的，还往里头开……”
半夜的乡村小路上一抹黑，唯有摩托车的灯亮着，透过后视镜，隐约能看到行李箱上一个笑脸的轮廓，老吴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又渐渐觉得背后硌得慌，就问他，另一只手拿的什么。
后头的声音说：“骨灰。”
遇见一个红灯，我和一辆大卡车并排停在一起，司机自觉讲到最精彩的地方，给我留了些余地回味。我也觉得硌得慌，项链还在我的屁股兜里。“然后呢？”
老吴一听，吓得要死，一甩车龙头就跳到路边上，后座的那个鬼就抱着行李箱和骨灰盒骨碌碌地掉进了河沟里。骨灰盒被磕开了，洒了不少。“鬼掉进河沟就消失了，那个行李箱也不见了。老吴说他打着手电筒找，找了老半天都没看到。”
“那骨灰呢，是谁的，是他的吗？”
绿灯亮起，摩托嗡得奔出去好远，司机的声音在风里忽大忽小，听得不清晰：“不知道，好像是叫个卢风云还是陆飞鱼的，老吴给安在裕山上了，这老哥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晚上接单子了，吓人的很。”
卢丰羽。
我默默念到。
十七岁来北京城，我认识了一个叫卢丰羽的人。如非必要我也不想认识他，他是我的前任房东，就住在我隔壁。他也是裕镇人，全家都死光了，一个人在北京，村支书安排我住过来。老一辈的人总觉得老乡相见一定是相逢恨晚感天动地的场景，然而刚住下的一周，除了必要的问答，我们一句话也没说。卢丰羽比我大三岁，带着眼镜，随时随地抱着书，一副严肃老成的模样。这种人就像冰块一样，刚出来总是很难啃，慢慢就好了。以至于，他死的时候，我帮他收尸。他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，在他走之前的那段时间，或许我们之间还曾经有过一些说不明白的情愫。但他们都终结在了五年前北京城的某个十字路口。
冰化了总归要下雨的，我早该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