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太来金锣巷时刚满十七。
老太太把她当半个孙女养活，一个月开出工资六百多，包吃包住。
住的地方就在小店楼上，是间五六平米的杂物间。里头放着一张木板单人床，还有一张樟木小桌，推开窗能听见后巷豆腐西施的吆喝，关上窗也有对门小姑娘练习二胡的靡靡之音，间或带上几声小夫妻的争吵，抑扬顿挫，都是夹杂带英文的。
那时候首都正要举办奥运会，潭城作为二线省会城市，有样学样，居民们的学习热情分外高涨，大家为表现自己的博学好客，吵起架来，也都很负责的懂得加上两句鸟语。
老杨两口子鸟语说的不好，所以就时常需要向高中毕业的年晓泉请教。祖孙仨到了晚上，围着餐桌抬头看，电视里放着歌舞升平的新闻联播，桌上摆着红泥火炉的家常菜色，打眼一望，就跟一家人一样。
年晓泉跟老两口住了小半年，个子往上冲出三四厘米，十七岁的姑娘，身高直逼一米七三。
老杨对自己这个关门弟子很是看重，倾囊相授。
直到第二年入夏，郑老太太病情恶化，他才不得不离开潭城、带着妻子去了北城治病。
老杨走之前关掉理发店，把年晓泉很是郑重地交到了儿子小杨手里。
小杨四十来岁，子承父业，也给人剪头。
但他工作的地方比金锣巷洋气多了——在城北一家高档美发会所。
会所里没有老搪瓷茶杯，那里也没有人高声聊天，上那儿剪头的客人一般叫做消费者，剪头的师傅并不叫师傅，端庄一点喊老师，亲切一点叫托尼。
杨托尼早些年去海外游学，娶回来一位日本媳妇，个矮头圆，胸大如斗，老杨和郑老太太将这位儿媳视作洪水猛兽，三人梗着脖子大吵一架，之后来往渐少，连门也不让他们上了。
郑老太太病情恶化得突然，甚至没能看完自己心心念念的奥运会，她去世后的第二年，老杨也跟着走了。
杨托尼送走两位老人，心灰意冷，决定跟着妻子去日本生活。
那时潭城的房价不高，年晓泉得知他的意思，便借钱把“老杨理发店”收过来，在外面挂了个招牌，一行“老杨理发店”言简意赅，漂亮大方，算是给老杨当初那一句“后继有人”，赋予了一个体面的交代。
这些年，年晓泉工作越发忙碌。
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后，来金锣巷这边的次数也已经越来越少，大多数时间都是让小徒弟赵嫣守着这个小店，只有偶尔顺路，或许心情不畅时，才会过来看看，跟还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说一说话。
年晓泉的小徒弟赵嫣也是她从车站捡回来的，跟当年郑老太太把自己捡回来的情况差不离。